当前，国际局势变织，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导致常规武器乃至核武器的军备竞赛在全球范围内抬头。与之相应，全球治理领域诸多议题的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趋势愈发明显。冷战结束之初，国际战略界和政策界热议的话题主要是“历史是否终结”，国际秩序走向何方，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如何纳入更多国家，常规军控特别是核裁军进程如何维系等等。虽然冷战思维未消，西方整体还沉浸在冷战胜利的傲慢情绪之中，但彼时国际社会的整体氛围已经开始更多关注双多边层面的协调与合作。而如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沉渣泛起、愈演愈烈，不断侵蚀和破坏政治、经济、科技以及人文等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基础；个别国家霸凌霸道言行不断，导致安全焦虑和对抗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

　　美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和主导者之一，现在却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和如何护持霸权的焦虑中成为这套秩序的最大破坏者，且其自身不断遭到自身行为的反噬和“回旋镖效应”。作为在美国国内长期流行的一种理念，“绝对安全”往往被理解为美国超强实力以及国际主导能力的反映。虽然一国的“绝对安全”往往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但美国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执念。在华盛顿看来，冷战时期甚至冷战结束之初那种基于“相互确保摧毁”态势的战略平衡正在失效，美国在常规军备方面的绝对优势也遭到了削弱，这使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无法获得持续保障。

　　于是，美国在进行全球战略重心调整、表现出向着本土和西半球“回归”的过程中，依然没有停止大幅提升军费预算，同时还将“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等作为优先发展事项。不少分析认为，以加快打造“金穹”为标志性事件，美国的核战略正从“相互确保摧毁”转向获取“单边防御优势”，罔顾这种做法将会加剧军备竞赛，破坏全球战略稳定。正是按照类似的逻辑，格陵兰岛这个传统上更多与发展合作相关联的世界第一大岛，在华盛顿眼里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博弈与争夺的要冲。

　　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北极地区“苏醒”速度加快，过去常年冰雪覆盖的一些区域也显现出可被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潜质。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北极在战略、经济、科研、环保、航道、资源等方面的价值不断提升，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以上种种因素和考量，使得美方将北极列为国防战略意义上的“关键地域”，并且要求获取格陵兰岛，声称这是其应对北极地区战略挑战、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绝对必要”之举。

　　美方这种做法导致其与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关系裂痕加剧，同时也使拥有北极领土的国家以及环北极、近北极国家围绕北极的合作开发与国际治理受到更多地缘政治因素干扰。北极的未来既关乎北极国家的利益，也关乎北极域外国家和全人类的福祉，北极治理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因此，对抗和争夺无论如何不应成为北极事务的主基调。北极的和平与稳定，是各国开展各类北极活动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

　　北极风险上行，首先源于跨大西洋安全态势的外溢。北极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而是被重新定位为预警预置、威慑塑造与力量部署的重要方向。更关键的是，北极议题正在北约层面被深度政治化，原本可通过技术性安排或低调沟通加以管控的分歧，越来越演化为面向外部的“可信度竞赛”。格陵兰岛事件，正是这种风险结构的一次集中体现。

　　北极风险上升的第三条脉络，在于经济机会与安全因素加速交织。北极航线看上去“更近”，但现实并不简单。冰况变化、季节性通航窗口、破冰与港口保障、通信导航与搜救能力等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受限，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更关键的是，一旦保险、船级认证、融资结算或合规要求趋严，即便“航道可走、货源可得”，交易也可能变得更贵、更慢、更难落地。届时，北极的“距离优势”反而转化为“摩擦放大器”。

　　把这三条线索合在一起，格陵兰岛事件的外溢效应就更容易理解。它一方面把北极从北约对外渲染的区域安全议题，推入联盟内部对主权边界与信任承诺的压力测试；另一方面又将关键矿产、前沿防务与航道—供应链风险叠加在同一张议题清单上，使博弈复杂度陡增。北约秘书长在2026年达沃斯年会期间的表态同样耐人寻味。他将与美方讨论的重心放在北极战略合作以及对俄中活动的“关切”上，而将格陵兰岛地位问题置于次要位置。这个“轻地位、重安全”的信号意味着，即便各方回避“领土变更”的措辞，北极仍在被进一步安全化，议题温度也将继续上升。

　　在北极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应努力把议题从“阵营对抗”拉回到可治理、可合作的轨道，即以规则为锚，把重心放在科学合作、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搜救与污染防治等更易形成共识的领域，扩大“能做事”的空间。对于中国来说，围绕航运、能源与关键矿产合作等领域，关键在于“能够谈成”并且“能够长期做下去”。这就需要读懂并尊重当地国家的法律框架、监管节奏与国内政治约束，把合作放在对方可接受、可持续的治理逻辑中推进。同时，中国在北极的行动空间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风险治理能力。补齐数据与通信保障、完善搜救协作机制、加强装备训练与人才储备，不仅是公共安全投入，更是中国在北极保持可预期参与、降低政治化误读与外溢冲击的关键支撑。

　　早在2018年，中国政府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具体阐述中国与北极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提出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和北极事务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还特别提出了关于北极合作的“尊重、合作、共赢和可持续性”原则。这些原则对于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北极地区的合作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国际社会亟需防止北极成为地缘政治冲突战场或新裂痕线，为此就要在北极治理中达成一些基本共识。

　　一是主权平等与尊重国际法。北极地区涉及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既要尊重北极国家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也要明确北极公域属于全人类共同财产，非北极国家依法享有科研自由、航道利用等权利，反对任何国家以所谓“地缘优势”垄断北极事务、推行单边主义。为此，应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等现有国际条约为基础，完善北极治理的法律框架，严格遵守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性规则，妥善解决争议问题，拒绝将军事威慑、制裁围堵等对抗性手段引入北极。

　　二是生态环境优先与可持续发展。北极生态系统独特而脆弱，这决定了北极治理必须将生态与环境保护置于优先地位。资源勘探、航道开发以及科考研究等各种北极活动都应严格遵守相应规范，防范生态与环境风险。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持科学养护、适度利用，尊重北极居民和土著人群体的利益与传统生活方式，推动清洁能源等绿色开发模式。

　　三是多边合作与开放包容。北极事务具有全球性和复杂性，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所有问题，多边合作是化解地缘风险、实现共同治理的唯一可行路径。为此，应重启并强化北极理事会等现有多边治理平台，推动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广泛参与，使各方在平等协商中凝聚共识、分享利益、分担责任。开放包容原则要求摒弃“小圈子”思维，反对将北极治理阵营化、意识形态化和泛安全化。各国应将北极打造为和平合作而非军事对抗的地域。要保障所有相关国家的平等参与权，鼓励非北极国家通过科研合作、资源开发协作等方式参与北极治理，推动建立开放包容的国际北极环境监测网络、科考合作网络，让北极治理成果惠及全人类。

　　四是和平稳定与互利共赢。和平稳定既是北极治理的前提和目标，也是各国共同利益所在。为此，各国应坚守《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推动北极地区非军事化进程。互利共赢原则要求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在北极事务中寻求共识、共享利益。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应实现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资源开发应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兼顾北极国家的主权利益与非北极国家的合理诉求；在科考、环保等领域，应推动技术共享、人才交流，让各方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如此等等。